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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长城一直被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而被全世界范围的人们所认识与评价。
公元4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在其著作《事业》中记载了中国的长城，将其描述为“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Seres）环绕了起来”。马尔塞林提到的“赛里斯”是古希腊和罗马对中国的称呼，意为“产丝之国”；“圆城郭”便是指长城。马尔塞林是目前为止最早记载长城的欧洲学者。
生于巴格达，到过中国沿海的马苏弟于955年撰成《税制考》一书，也明确记载了长城：“大地的最东方，乃中国和新罗国的边界，直到戈(Gog)和麦戈（Magog）的长城。”
自修筑伊始，长城不仅在中国本土成为不同阶层、不同族群长期关注的对象，而且被世界各地其他文明视作中华文明的象征，从而持续受到评价与解读，构成了物质长城之外的“观念长城”。
▲2024年11月4日，外国游客在北京慕田峪长城游览。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一）从想象到真实的族群混居地带
明清时期，朝鲜使节每年都要出使北京，被称作“燕行使”。燕行使行走的路线，沿着明辽东镇长城、蓟州镇长城一线的驿路。燕行使记录歌颂了长城的雄伟坚固。
▲甘肃省嘉峪关市拍摄的悬壁长城（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 摄
在他们的笔下，辽东、蓟州长城地带虽然有战争，但这一地区同样也是汉人、蒙古人、满洲人、朝鲜人混居交融的地方，记载了长城地带社会生活的生动图景。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鲜使节李恒福记载他们在去往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蒙古使团，“辽人（汉人）居十分之八九，其中真鞑仅一二而已”。
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鲜使节李民宬记载“隆庆和议”以后，“虏结幕于墙外，往来杂处，无复防禁”。
▲素有“万里长城第一门”之称的张家口大境门。作为长城沿线唯一以“门”命名的著名关隘，大境门的“门”字，蕴含着开放、交流之意，这也正是其独具魅力之处。高阳 摄
明清时期，西方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对于长城，从最初的耳闻到亲眼看见利配网，经历了从想象到真实的变化。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认为明朝修筑长城，“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1575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认为长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来到中国。作为清朝与俄国在雅克萨战争后谈判的译员，张诚曾四次赴中俄边境，多次往返长城，他对长城同样充分肯定：“它确是世界上最惊人和非凡的工程之一。”
传教士通过写信、出书等方式，把长城的相关信息传递到了欧洲，引发欧洲人对于长城的普遍关注。
（二）西方资本主义崛起视角下的长城偏见
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对于长城的认知，大体而言呈现了一个从正面到负面的评价。这是由于欧洲人在获得传教士的信息之初，中国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领先于欧洲，因此欧洲人把中国作为一个开明繁荣、值得学习借鉴的文明；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文明，评价越来越低。由于长城是中国的象征，所获得的评价呈现了同样的轨迹。
▲17世纪末，俄国使团来华途经长城的关口。（图片来源：[荷]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 亚当·勃兰德著《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在其1756年出版的世界历史文化通史《风俗论》一书中，将长城定位为“超过金字塔的伟大建筑”。其在1764年编撰的《哲学辞典》一书中，虽然仍然指出金字塔无法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但却将长城与金字塔都视为负面的象征：“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伯爵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尝试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开口通商。经过近一年的时间，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前往承德朝觐乾隆皇帝。
在古北口，他们看到了蜿蜒于崇山峻岭的长城。副使乔治·斯当东用夹杂着崇敬、惊讶与批评的语气，记下了他们矛盾的长城印象，反映出正在强势崛起、全球扩张的第一资本主义大国，面对虽然依然辉煌但却即将落幕的古老文明的复杂态度。
▲北京密云古北口长城。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他首先赞扬长城道：“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不可想象的困难在于当时他们怎样运送工料到这些几乎无法到达的高山和深谷，并在那里进行建筑……把这个巨大工程简单地称为城墙，似乎不足形容它的伟大意义。”但又转而写道：“当然，任何防线在战争中都不能保证民族的命运。世界上没有突不破的防线，它只能起阻碍敌人前进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制止敌人进来。”
英国使团与乾隆皇帝的会面，由于双方在礼仪方面的分歧而很快失败。但这次失败的外交，却仍保留一丝温情。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彼时年仅13岁的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在中国的三个月里学会了汉语，因此能够与乾隆皇帝用汉语交谈，乾隆皇帝很喜欢他，赐给了他一个荷包。
▲乾隆帝接见小斯当东。（图片来源：澎湃网）
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英国下院围绕是否对中国用兵产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这时的小斯当东，已经是一名六十岁的老人，他既是一名议员，又是一名东方文化研究者，是当时最了解中国的英国学者。然而，正是他的演讲，推动下院通过了对中国用兵的提议，而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
（三）愈发清晰的“了不起的长城”
虽然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长城存在偏见，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通过考察长城、研究长城，做出了越来越准确的肯定判断。
最早系统考察长城的西方学者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
1903年，他系统考察了从山海关到甘肃的长城，对于长城的和平取向，进行了充分肯定：“在我们看来，长城是被设计来维护和平的，在这一点上，它仍然是古代和现代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盖洛拍摄的长城：在海拔3000英尺（约914米）的高空，长城蜿蜒攀升于十三陵以北的群山之上。（图片来源：威廉·埃德加·盖洛1909年出版的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中国长城））
盖洛认为长城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长城的建造者甚至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超越了欧洲愚蠢的军国主义。许多好战的民族已经消失，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则延续了数千年。”
由此角度出发，盖洛由衷发出“了不起的长城”的慨叹：“了不起的长城！下面这个结论始终是正确的，即堆筑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好，保护生灵的城墙要比掩埋死尸的壕沟要强。让不朽的荣光照耀并赞颂那孕育并建造了世界上最伟大长城的德行吧！两千多年来，长城为保卫国家和平及消除紧张局势做出了贡献。了不起的长城！”
▲游客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景区游览（2023年11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20世纪前后，随着像盖洛这样的西方探险家对于长城的系统考察与热情赞颂，长城的国际形象呈现出积极色彩。这种域外视角不仅影响了西方对长城的认知，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国国内，在与国内时势的互动中共同推动了长城形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升华。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城在域外始终保持着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讨论。域外长城观念的历史嬗变，既与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也深刻反映了时代变迁与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
这些跨越时空的域外认知，已然构成了长城文化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为我们当前认识长城文化的多维面向，推动长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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