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对自己特赦后的工作生活极为满意,甚至有些大喜过望:“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巨人配资,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
沈醉能当上“司局级”的文史专员,当然是意外之喜,因为他跟着戴笠混,也就是个伺候人的“高级碎催”,先伺候戴笠后伺候毛人凤,最后还被毛人凤一脚踢出了局本部。
即使沈醉依然留在保密局本部当少将处长,那也不过就是个“处级干部”,因为保密局是“国防部”下辖的一个厅级单位,跟侯腾的二厅都做特务(情报)工作,地位还不如郭汝瑰的第三厅。
沈醉即使不在云南被捉,而是跟随毛人凤到了台湾,也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被毛人凤整死;其二,被郑介民“裁撤”。
老蒋败逃到台湾之后,特务机关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整合,曾任军统局行动处(第三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潜伏者,1964年12月公开身份凯旋)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回忆:“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自己复职为‘总统’。为了统一特务组织,派他的长子蒋经国任‘总统资料室’主任,所有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组、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所搜集的情报,都要送到总统府资料室处理,蒋经国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各个特务机关。”
蒋经国控制了全部特务机关巨人配资,又在1954年弄出了一个“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顾祝同任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辖“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国家安全局局长为郑介民,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毛人凤为局长。
因为郑介民与蒋经国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之谊,所以地位远高于被边缘化的毛人凤——蒋家父子规定:“国家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等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郑介民在担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和“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期间,曾被沈醉协助毛人凤挖坑下套丢了油水最大的兼职,对沈醉当然是恨得牙根痒痒,如果沈醉敢在云南起义前逃出昆明,毛人凤不会放过他,郑介民当然也愿意将其“军法从事”。
沈醉后来还恢复了“起义将领”身份,所以他1949年被捉绝对是因祸得福,当了文史专员享受司局级待遇,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
跟沈醉一样当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还有文强,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文强还当过军统北方区区长(继任者为徐远举)、东北区区长(也叫东北办事处处长,继任者为吴景中)、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
文强虽然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巨人配资,但是在军统局的地位却在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之下,戴笠也曾考虑过让他当局本部行动处处长。
要是以文强在军统和徐州“剿总”时的身份衡量,他当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也是升职——当年文强也就是相当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那个级别,处级而已。所以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对自己的特赦后的工作和待遇都是极为满意,他还有个意外之喜:“1983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八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我说:“八个。我们这八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文强没有详细列出“八仙”名单,沈醉列出了,他们就是周振强、文强、李以劻、罗历戎、杨伯涛、郑庭笈、方靖、董益三——沈醉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是政协委员了。
文强和沈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为此沈醉还不忘调侃“爱捡芝麻而丢掉西瓜”的“老大哥”曾扩情一番——曾扩情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沈阳儿子家中养老:“他没有想到,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上优厚得多。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又再一次傻了眼,后悔也来不及了。”
曾扩情和李仙洲两位“老大哥”后来也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跟沈醉文强平起平坐,但似乎还不如黄维和另外两位中将的“地位”高。
在全国政协五届(1978年3月-1983年6月)常委二百四十三人名单中,我们能看到原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的名字,在第六届常委名单中,依然有黄维和宋希濂,却没有了杜聿明,这是很正常的:第六届政协常委履职时间是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而杜聿明已经在1981年5月7日逝世了。
全国政协七届(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常委名单中依然有宋希濂和黄维的名字,全国政协第八届(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常委名单上,就没有了黄维和宋希濂,他们已经分别于1989年3月20日和1993年2月13日逝世,对功德林战犯来说,属于他们的那一个时代基本结束了,只有文强等少数几人健在。
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和宋希濂都当了全国政协常委,最后一批特赦的黄维也当了全国政协常委,跟我们熟悉的王近山、郑洞国是一个级别,估计这又值得沈醉羡慕一番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很是为自己的政协委员身份自豪:“我真没有想到,党和人民会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我将以什么来报答这种恩情呢?我认为,在11月下旬,五届政协第四次大会期间,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中的两句话,可以表达我的感激和决心:‘过去我既能为反动派而卖命,今后我也一定能为祖国和人民而卖力!’”
沈醉文强当文史专员的时候是司局级,当了政协委员是什么级别笔者不知道,杜聿明、宋希濂和黄维的政协常委,是副部级还是正部级,笔者就更不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正部级还是副部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倔强”的文强、黄维,还是积极学习改造的杜聿明沈醉,他们在特赦之后都写了大量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也成了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仅从这一点来看,战犯改造工作就是大获成功、大有成效的,至于文强、沈醉和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相当于什么级别,肯定有读者知道吧?用特赦后的级别来衡量,他们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是不是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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